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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只有美国最有价值的500家公司才能登上的股票指数排行榜。据此,麦肯锡分析师Dick Foster研究了这500家企业的平均寿命。结果发人深省,企业“更新换代”的节奏是越来越快——1937年,一家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5年;到1960年,下降至61年;1980年,37年;2000年,26年。而今,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短暂的15年。
创新!适应!要么你只能被淘汰了

Drupal(注:一款介于内容管理系统和框架之间的软件)的创始人Dries Buytaert写道:“我们的社会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改变,互联网的共享和协助精神已经延伸到了运输业(Uber)、酒店业(Airbnb)、融资业(Kickstarter、Lending Club)以及音乐服务业(Sporify)。这种协作经济模式(开源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的兴起,无疑是行业内的一个重磅消息。而这一转变已经形成,自营企业的经营模式正面临风险,而不是利好。”

企业长久以来的经验已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状况,想继续靠老策略谋求发展也不那么现实了。毕竟,这些都是规则和文化影响下逐渐而成的,而规则和文化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陈旧过时。工业自动化的成功教会了我们要遵循一致性,一切都要整齐划一。工业生产流程教会我们要严格控制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并确保最终交付的货物是最高品质。在智能手机、灯泡、冰箱等等的制造行业中,我们更是力求技术的精准,Six Sigma在内的一切技术都是为此服务。管理者通过严格的中央控制来消除生产过程中的变量。所以使得公司越大,越是需要中央控制。(*Six Sigma:一种改善企业质量流程管理的技术,以“零缺陷”的完美商业追求,带动质量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最终实现财务成效的提升与企业竞争力的突破。)

所以传统企业深信“命令”与“控制”是最有效的管理工具。这种“命令”与“控制”的文化善于规避风险。最成功的企业会聘请最精英的人为他们工作,因为企业相信只有他们才能理解复杂的公司业务。所以一旦有创新和变量试图进入传统企业的管理中,企业文化就会像“抗体”一样一拥而上,迅速消灭创新改革力量。

但天无绝人之路,在如今的经济转型期,所有具备平台潜力的,最终都将成为平台。我将这种新组织结构称为“Peers Inc”——一种通过利用科技平台和核心工人(the Inc),使个人能够为平台工作,为消费者(the Peers)提供服务。这一理论可以被以下几个数据论证:指数比例、指数学习、以及低成本的创新和本地化。

成功的大平台会令小企业消亡?微企业会崛起?

高效的“平台+消费者”的协作方式将被运用到各行各业。曾为持有数十亿美元的基金经理做技术分析的Roxane Googin,在她最近一篇名为《高科技观察员》的通讯稿中说:

“这一效果是极致的。这种中心处理机制(即我们所称的“平台”机制)是发展的重要支撑,它一旦运作起来,之后的迭代几乎是免费的。它将吞并掉所有低效的小规模经营,因为它可以更经济、高效。然后,那些被吞食掉的小企业利润以及效率差异,都将整体迭代至平台管理中心。每一次迭代对于平台管理都是一次学习。这个管理机制最后变成了可重复循环的学习机器,每次迭代都会让平台运作更有效。”

接下来说我认为的Peers Inc模式的奇迹之二——指数学习。随着平台的运行,由于网络效应,其趋势会变成“大吃小”。就像我们都喜欢使用短租服务,因为上面有无数的空房间给我们选择;我们都喜欢使用社交网络,因为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朋友。而胜者常胜,垄断亦随之形成。Roxane继续道:

“很快,它的成长就不仅限于取代其他竞争者,而是垄断。只要看微软即使在Bing上浪费数十亿美元,也没有让谷歌损失分毫你就会明白。因此,超效率、自动化、财富转移和收入不平这几个关键因素都将归于一体。集中化的力量就像一个黑洞。

因为在这个模型中有固定成本,所以产生交易多的平台自会获胜。不仅分担下来,每笔交易的既定成本更低,而且通过更多交易的训练,平台也会更智能更快。因此,在这场争夺第一名的激烈战役中,新兴行业的巨头一旦形成,总能在眨眼之间就灭掉了行业里的其他人,即使是他们是前辈。最终我们会获得一个强大的平台机制,它可以处理最多的交易,通过最多的迭代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再将最低成本、最高效的交易服务提供给消费者。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当这种模式绝对高效时,它会摧毁支撑着庞大中产阶级的小型商业模式。”

我们应用“Peer Inc”框架时,会产生企业规模的快速增长、超级学习能力以及高效率。Roxane从中看到了小企业的消亡,而我却看到了微型企业的崛起。在Roxane的构想中,平台可以让一切都自动、机械化地变得更好。但在我看来,有些平台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可以带来新的小范围、定制化、垂直的经济。这些平台可以让人释放他们的才华,比如手艺人和艺术家的平台(Etsy)、音乐家的平台(SoundCloud)、行政、会计和物流的自由职业者平台(Upwork)、插画家平台(Behance)、厨师平台(Feastly)、狗保姆平台(Rover)、家政平台(care.com)、跑腿儿平台(TaskRabbit)、编辑、程序员、设计师及视频师平台(Fiverr.com)等等……这个列表还很长,它包含了任何有可能的行业,这些从业者现在都将目光投注到了这些平台上,并希望能够谋求新的发展。上述这些平台并不是像库房一样,把商品简单地聚集在一起,而是要帮着那些有才华的人寻找知音——就像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所做的那样。

产生平台是必然的,它们必将存在。他们经过数年的发展和成长,其中一部分会对人机交互功能有更高的要求,最后绝大多数平台不再需要人类参与,变得非常高效。自动化随处可见,平台化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平台还有助于财富的平均分配,但为何没有被广泛开展?

在过去40年,大部分生产力都没有被平均分配。每年《财富》杂志都会发布高管薪酬的数据。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薪水比例大概为3:1。近几十年来,1%的最富有家庭收获了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的70%。那么,Peers Inc模式将会怎样分配生产力和效率收益呢?平台经济中最差的情况是——平台产生的全部效益归于平台所有者,同时伴随着平台上大量的失业者,这样的平台是不稳定的。我们知道任何重大的改变都会产生有赢家和输家。我们最不想看到所有人都满盘皆输。自上世纪80年代,铁路工业的强盗资本家*时代以及马钟系统*终结以后,政府限制大企业垄断就成为了美国商业的主要活动。而现在,我们有机会去领导一次转变,重新设计商业模式,不仅在平台层面集中财富和权力,同时也要建立由民主控制大型资产的新结构。Peers Inc机制对于个人和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铁路工业的强盗资本家:工业时代初期,在铁路工业里投机敛财并获取巨额财富的一些人;*马钟系统:贝尔电话公司拆解后的一个公司,因为曾经一度垄断美国电话产业的各方各面,所以也称为系统。)

2003年,在离开了Zipcar之后,我开始自学关于城市交通的知识。然后我意识到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居住在城市,未来还会有更多,因此绝大部分车辆未来会被共享使用。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可以论证买车是划算的,因为私家车平均仅有5%的使用率,其余95%的时间都处于闲置于停车场的状态。一旦车辆实现共享,那么我们所需的车辆数量仅为现存的十分之一。城市实行仅允许共享车辆出行几乎是势在必行的,尤其是当无人驾车车辆取代人类驾驶的时候。科技让这一切变得简单,并且按次计费的方法对消费者来讲也是更可取的,受制于有限的停车空间,城市急需实施这种机制。

回首2004、05那几年,我想不通为何当时那些汽车厂商没有看到这一趋势(但现在,他们倒是都看到了)。他们为何没有更快地反应过来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我在2007年的时候察觉到了。那时我被邀请去参加福特汽车举办的一个“畅想2030年未来汽车”的会议。我当时非常激动,在会议的最后,我跟福特高管们说他们未来应该做出什么改变!我记得我就坐在他们最核心最有想法的高管们旁边,与他们共进午餐。听到他们讲述福特的生态系统有多么的庞大:拥有18.1万员工,这还不包括其繁杂的供应商和经销商网络。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如此庞大的系统怎可能轻易转变呢。因为大公司的灵活性一直都是不及格的啊。

同样不够灵活的还有员工。2008年11月,美国三个汽车制造巨头乞求国会帮助其避免破产时,我同样过于武断。我认为政府拿来拯救公司的款项,应该用于保证其企业全体员工在未来十年的医疗保险,或者起码直到他们找到新工作时。但我没有想到,这样一来,美国很多人都会为了医保等福利而坚持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所以他们也无法接触到主流商业,也无法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新产业中去。他们不会因为激情而去冒险,也不会做试验性跳槽。但我们需要提供给人们改变的机会,让他们的才智火力全开,不必担心家庭幸福没有保障。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企业和员工都在不同程度上缺少灵活性。在美国,员工们会与一个老板签订全职工作协议,以保证所需的福利。在法国,国家有着完善的医保系统加上对于雇主强制规定,所以一个人一旦被公司聘用,并通过试用期,就几乎不可能被炒鱿鱼了。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去尝新、适应、调整,跟上科技、创新和环境压力的步伐。我们就需要减少社会对劳动力的粘性,使平台和服务提供者都受益。现在,我们的优秀人才都还在传统的低效产业中,不能走出来尝试创新。而另一方面,企业也很难做出快速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假如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由独立的承包商在Peers Inc模式下完成会怎样?企业和员工都会从新的流动性和应答机制中受益。雇主可以更迅速地对市场的力量做出反应;工人可以有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摆脱垂死的行业和沉闷的工作。“终生职业”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在美国消失了,距今有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了。在一个真正有效的平台经济中,资产和劳动力都会流动到生产力最强的领域,而由私人企业能提供给“终生职业”的好处也就不复存在了。

有一些国家,似乎已经找到了平衡公司和员工灵活性的方法。今年已经是福布斯杂志基于11个条件,给146个国家进行“谁才是最佳商业国家”排名的第9年了。其中,丹麦4次名列榜首(2008、2009、2010和2014年)。根据经济学家John Weis对丹麦经济的分析,丹麦的利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长期实行“灵活保障政策”而形成的,欧洲委员会也支持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灵活保障政策”保障了雇主和雇员所需的灵活性和可靠性,他们签订的工作合同内容包括“终身学习”和“适当的社会福利”两方面。“这种模式可以激励雇员们在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上盛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Weis 说,“它允许雇主可以根据市场而迅速做出改变,并为市场重新分配资源。”所以一直以来,丹麦都是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确实,为了保证上述的福利和终身学习策略,丹麦的税率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联合国2013年的世界幸福指数报告中,它也是“最幸福的国家”。

这些政策(北欧其他国家也在实行)能够被适应从而打造完全灵活的劳动力?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Roxane在前文中提到的“超效率、自动化、财富转移以及收入不平等终究会归为一体”这句话。这确实是阻力最小的捷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税收和就业政策可以为经济提供更高增长率并保证足够的收入平等。但是这些政策对于失业大环境真的能够有效么?最近,我和一家通信公司的CEO谈到,技术的提高不仅会大幅降低公司的成本、提高客户服务质量,也会使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该公司就因此裁员了4万人。而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快得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人力司机将在未来因此被淘汰。这种淘汰发生在哪里都会是痛苦的,尤其对于像孟买和拉各斯这样的大城市,有数以百万计人们以开车为生。即使我们很乐观地预言新技术必将带来新的商机,但那些没有一技之长、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终究很难在未来找到全职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大家和职业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一点,那我们还有时间去改变它,使它走向不同的结局。

更高效的经济模式应该提供更少的工作岗位,而且跟就业保障没什么关系。“平台+消费者”的结构可能会给我们经济的基本建设带来巨大变化,就像工业革命的时候那样。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使新平台经济的收益传播出去,新的机制除了可以是“灵活保障政策”外,甚至可以涉及人均基本收入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将会面临很可怕的后果,坏到足以打乱全盘计划。国家基本收入的问题,即使在财政方面保守如瑞士这里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在2012年成功的公民倡议之后,2015年瑞士也就此问题举办了全民公投。我们最好站对了队:在必要的安全监管下,最灵活和高效的经济模式,最能充分地利用我们的社会、物质和技术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在整体经济环境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基本收入问题是一个长期需要回答的问题。

那我们需要为此付出什么呢?众所周知,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中,当雇主外包劳务时,他们可以避免支付健康保险、工伤赔偿、工伤保险和退休福利。但是所有的这些服务总得有人买单,自然地,这些费用就被转嫁到了政府的头上。因此,著有《21世纪的资本》的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呼吁道,跨国税收在必行,不可能通过司法限制它的到来。这似乎是一个激进的观点,但鉴于跨过公司和离岸利润的持续扩散这个事实,你认为针对跨国企业收税的政策还会远么?

其他的模式可能还要涉及增值税(VAT)、奢侈品税、碳税等。在这个社会中,你消费得越多,你需要支付的也就越多。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缴纳碳税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碳的开采区应比燃烧区缴纳更多的碳税。全球碳税收入既可以投资环境建设,又可以提高国家基本收入,同时还可以弥补我们对于环境的破坏。此举在帮助全球快速脱碳的同时,还可以在给予普通人经济自由与支持。还有比这更好的么?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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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0 个关于本帖的回复 最后回复于 2015-11-3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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